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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中国古代的酒令与汉字修辞

来源:中国青年网 发布时间:2017-05-03
摘要:酒令,是古代人们在宴饮和交游中助兴取乐的游戏,是我国古代社会文人雅士、市井游民追求闲情雅致的产物。它的出现可追溯到酿酒初期,是祭祀活动中...
  酒令,是古代人们在宴饮和交游中助兴取乐的游戏,是我国古代社会文人雅士、市井游民追求“闲情雅致”的产物。它的出现可追溯到酿酒初期,是祭祀活动中的一种礼序,被称为“酒礼”,后来逐渐演化成饮酒助兴和劝酒、罚酒的一种手段。纵观漫长的中国古代酒令发展史,我们可以看出:酒令萌生在周代,变化于秦汉,成熟于魏晋,繁荣于唐宋,至明清两代发展到颠峰状态,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一枝奇葩。洒令的形式多种多样,有俗有雅,随饮者的身份、文化水平和趣味的不同而不同,大致可以分为游戏令、赌赛令和文字令三种,都可以即兴创造和自由发挥。其中文字令比较文雅,它是一种以字词诗赋的巧变应对为内容的酒令,需要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准方能自如运用。

  我们在阅读一些古代典籍或小说时,常常会看到一些情趣古雅的酒令,特别是出自文人之手的文字令。“文字令”,故名思义,它是一种以汉字作为行令对象的酒令,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系统交际的符号,汉字从诞生之日起,始终伴随着汉民族的文化进程,在履行语言交际职能的同时,又以其独特的表意特征和内部构成形式,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。汉字的结构是点画成文,合文为字,组装灵活,变化多样,这种结构模式,使汉字增添了许多非语言性独特功能。因此,人们常常在文本中运用汉字的形体来传道、领会或说明积淀在字形中的生活经验、人生哲理和文化心态,这就是修辞学中所说的汉字修辞。汉字修辞,简言之,就是以汉字的形体为依托进行的修辞。它是汉语修辞的一个分支,也是最具中华文化特征的修辞。由于汉字形体结构的特点,以及受拆解字体风气的影响,人们在利用汉字形体进行交际的实践中,发现汉字修辞手段在文学艺术、民俗游艺等众多领域都具有特殊的价值,引发出种种具体文化现象,酒令中的文字令即是其中之一。下面,我们从汉字修辞的角度探讨一下酒令文化中汉字修辞格的运用 。

  一、拆字与并字

 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,其构件多具表意性,组合能力强,因此汉字能拆卸、能组装。这种特性是线性的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,析字格也成为汉语中魅力无穷的一种辞格。王希杰的《汉语修辞学》(修订本)中论述了拆字,“拆字,就是分解字形并重新组合。这是一种造词方法”,“作为一种修辞方法的析字,就是利用分解汉字形体,重新组合,构造出临时性的同义手段”。“并字”是合并汉字的简称。所谓并字,就是将几个汉字或偏旁并合成一个新的汉字来表意的修辞现象。

  据《归田琐记》载,明朝的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,临别时,同僚好友为他设宴饯行,有人提议行令侑酒,好友陈循率先运用拆字和并字格行起了第一令:“轰字三个车,余斗字成斜。车车车,远上寒山石径斜”。“车”,因“轰”的繁体字为“轰”,由三个“车”字组成,此为拆字;把“余”和“斗”合并为“斜”字,此为并字;最后一句是唐代杜牧的诗句,用在这里的意思是:登上车,我们的好友就要远走他乡了。第二令为高谷所说,“品字三个口,水酉字成酒。口口口,劝君更尽一杯酒”。他把“品”字拆成三个“口”字;将“水”和“酉”合并成“酒”字;暗说陈询正直的品行,最后一句引用唐代王维的诗句,劝其再饮一杯,表达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惜别之意。最后一令是陈询所说,“矗字三个直,黑出字成黜。直直直,焉往而不三黜?”将“矗”字拆成三个“直”;把“黑”和“出”两个字合并为“黜”字;最后一句是《论语·微子》中柳下惠被贬黜时说的话,在此情境中的意思是:像我这样直性子的人,怎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遭贬黜呢?

  这个酒令别具风格,三人都运用了拆字和并字辞格,先说一个字,并将它拆开;再说两个字,并将它们合成一个字;最后说一句诗文,必须与上文意思连贯。三人在行酒令时巧用汉字修辞手段,拆并离合,友人表达了惜别、关心之情,陈询说出了抑郁愤懑的心声,意味深长,相映成趣。

  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·鬼令》中也采用了拆字辞格来刻划、嘲讽酒狂展先生。席中一人先行令:“田字不透风,十字在当中;十字推上去,古字赢一盅。”另一人接着说:“回字不透风,口字在当中;口字推上去,吕字赢一盅。”……轮到展先生时,他出令道:“日字不透风,一字在当中。”众人知其无法组成另一字,笑问:“推上作何解?”他忙不迭地说:“一字推上去,一口一大盅。”音未落尽,一盅酒早已下肚。展先生为了自己得酒,故意把日字拆开,利用“一口”二字抢喝了一杯酒。“酒狂”嗜酒如命的情状,栩栩如生,如在眼前,令人忍俊不禁。

  这类酒令利用汉字构件具有表意性,可拆卸、能组装的结构特征,析字成令,给人以智慧的启迪,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汉字文化的认识。

  二、增笔与减笔

  陈望道先生在《修辞学发凡》中把化形析字分作三式,其中第二式:是增损字形的,可以称为增损,即把一个字的字形略加增损来用,增加笔画的叫增笔,减损笔画的称减笔。

  相传杨慎在贬官云南期间,常至临安府游玩,与建水进士叶瑞友善。一次,叶瑞邀杨慎、临安知府和钦差大臣等宴饮。为助酒兴,众人约定成规,以偏旁部首为令组字。杨慎以“水”字旁行一酒令云:“有水也是溪,无水也是奚;去了溪边水,加鸟便成鸡。得势猫儿雄似虎,退毛鸾凤不如鸡。”临安知府反应快,马上吟道:“有水也是淇,无水也是其;去了淇边水,加欠便是欺。龙困浅滩遭虾戏,虎落平阳被犬欺。”轮到钦差大臣,只见他不动声色地吟道:“有水也是湘,无水也是相;去了湘边水,加雨便是霜。各人自扫门前雪,休管他人瓦上霜!”

  例中三人所吟都利用了汉字合体字字形可拆分的特点,充分运用了增笔、减笔等汉字修辞手段,所吟文工义顺,构思奇巧,表面上看是文字游戏,其实从各人的酒令都可看出其思想感情:杨慎在发泄被贬后身处逆境的愤慨;临安知府同情杨慎的遭遇和处境;老奸巨滑的钦差大臣则居高临下一警告杨慎和知府夹紧尾巴做人,少管闲事,不要再生枝节。

  三、联边

  我国古代文论家刘勰,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汉字形体的修辞现象。他在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中这样写道:“及离骚代兴,触类而长。物貌难尽,故重沓舒状,于是‘嵯峨’之类聚,‘葳蕤’之群结矣。”刘勰还在《文心雕龙·练字》中说:“联边者,半字同文者也,状貌山川,古今咸用。”鲁迅先生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,对汉字形体能引起的修辞效果也作过阐发:“其在文章,则写山曰峻峭嵯峨,状水曰汪洋澎湃;蔽芾葱茏,恍逢多木,鳟鲂鳗鲤,如见多鱼,故其所函,遂具三美:意美以感心,一也;音美以感耳,二也;形美以感目,三也。”

  汉字修辞中的联边,就是为了修辞的目的,刻意连用三个或三个以上偏旁部首相同的汉字,以引起人们对其所表意义产生形象化的联想。汉字字形具有形象感,它是作者把自已的审美感受传给读者的媒介物,也是读者借以体会、理解作者所思所感的媒介物。这种利用汉字形体的修辞方式,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刺激读者的想象,生出“言外之意”“景外之景”,产生以形图貌,直观形象生动的效应。

  宋刘《贡父诗话》载:有一进士中了榜首,同人看不起他,一日,此人在宴会中出酒令。规定一字领首,下接四字构成一称谓。本人先发令:“金银钗钏铺”(首饰店);次一人道:“丝绵绸绢纲”(纲是运输车船队);一同科者应令道:“鬼魅魍魉魁”(魁是榜首之意)。

  例中恰当地运用联边手法,不仅可以体现汉字形声结体的智慧性,而且也可以加深对字义的理解,从而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。

  我国古代酒令文化中蕴含的修辞手段是十分丰富的,这里只作粗浅的分析与探讨,还有许多宝贵的酒令文化财富,等待我们去深入挖掘。

  参考文献:

  [1]陈望道.修辞学发凡[M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1.

  王希杰.汉语修辞学[M].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4.

  曹石珠.汉字修辞学[M].西安: 西安出版社,2004.

  陆侃如,牟世金.文心雕龙译注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5.

  杜景华.中国酒文化[M].北京:新华出版社,199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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